记得有一次坐火车到外地出差，在车上，邻座就问我你在哪里上班，我回答在统计局上班，紧接着邻座及对面座上的人就不约不同的问你们统计局平时都做些什么工作呢，我觉得难得他们对统计这么感兴趣就耐心的讲了统计的意义、统计数据是如何产生的、开展统计工作的一些方式方法等，谈着谈着，就谈起了统计法，有说中国怎么这么多法，婚姻有婚姻法、劳动有劳动法、统计有统计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表对统计法的看法，到最后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争论过程，就分裂成了三个阵营：我是赞同派，邻座老李是中间派（半赞同半反对），对面座张师傅是反对派。
我赞同的理由很简单：我国建国初期就是因为当年“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各地推行心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统计数据不准确，广播成天讲亩产都能达到上万斤，可实际情况是当时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可见真实的统计数据关系到国计民生，再说我国历史上早在周朝就有统计法了，早在春秋时，齐国明相管仲就提出“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行于水，险也”其中的“数”就是指一定范围之内的人口、土地、财富等统计数字。可见当时统治者就已经注意到统计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古代的统计意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中国于1983年12月8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并于1984年1月1日起实施，随后新《统计法》于2009年进行了修改并颁布，从2010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也相继出台，这些法律法规都是为了客观真实的反映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是为了国家两任总理朱镕基和温家宝对统计分别提出的“不出假数”和“真实可信”，都是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正确决策提供真实依据。
老李的理由是：我赞同你的观点，但全社会经济活动方方面面，统计涵盖范围太广太杂，有些还涉及别人秘密，所以对统计持中间态度。
张师傅的理由更简单：我做我的，我活我的，统计与我毫无相干，统计法就更不相干了，所以反对。
结果那趟原本无趣的长途，充满了趣味，几个人的口水，终在几件事上得到统一：2003年发生的非典事件，当时我们曾经多么的恐慌，在大家还没有弄清楚非典是怎么样的一种病及这种病当时具体蔓延情况的时候，药店里的板蓝根冲剂、红霉素药丸、商店里的食醋已经一下子被抢购一空了，而且，价钱还是原价的好几倍。甚至有人在抢购大米、油、盐……，以及最近2011年邻国日本发生的地震核泄漏事件，2013年的新型禽流感事件，那一刻，我们多么希望政府能及时地公布准确的信息、还原事件真象、整顿混乱的秩序，消去人们心头的忧虑啊！。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央高层领导果断地利用《统计法》稳定了大局，严肃追究了相关领导的责任。《统计法》明文规定：要依照《统计法》和统计制度如实报送统计资料，并对所报送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同时党中央、国务院下达了紧急的命令，要求各级部门如实上报疫情，决不允许缓报、瞒报和漏报，这作为一条纪律，对因工作不力，未能准确掌握疫情或有意隐瞒疫情的，要追究地方和部门负责人的责任。于是，有了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了《统计法》的保驾护航，非典及新型禽流感疫情的统计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准确、及时、全面的统计数据为中央领导层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相继出台。疫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人们不再恐慌。中国迎来了一片蓝天。您说，这里面难道没有《统计法》的一份功劳吗？再说统计法第九条明文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到最后老李和张师傅均说想不到统计工作这么重要，也想不到平凡的统计人在做着不平凡的事业，也充分理解了统计人采集真实数据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如今的我对国家统计局推行统计“四大工程”的充分理解与欢迎，相信“四大工程”建设及《统计法》将会把中国统计带入新的历史纪元；有了坚定的统计职业操守，有了飞跃进步的统计手段，更有了国家统计局维护数据尊严的鲜明态度，我相信广大统计员们不但对自己的工作越发热爱，而且干起工作来也更加自信了。下次再有人问我统计数据可信吗，我将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有了《统计法》这把尚方宝剑中国的统计数据不但可信，而且公开透明，经得起历史的检验！